形式冲动：席勒美育理论中科艺同源的逻辑起点

冯学勤

（杭州师范大学李叔同美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当工具理性和投机资本所主导的技术话语汹涌而来、不断推动社会加速之时，美育面临着技术赋能与人文缺失并存、形式创新与意义虚无共生的困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但艺术与人文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有所减弱。这一困境，乃启蒙主义、浪漫主义运动以来“科学—艺术”关系分割、价值对立的历史延续，其背后是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以感性—理性撕裂为表征的人性异化危机的加剧。在此语境下，德国哲学家席勒美育理论中的“形式冲动”概念具有鲜明的未分化色彩，提示着这两种人类活动的同源性和价值论上的一致性，并在新的语境中具有高度的启示意义。

席勒的“形式冲动”概念，构成重审其美育理论中科学与艺术同源性问题的逻辑起点。作为人类超越感性经验束缚、建构秩序化世界的本质力量，形式冲动不仅体现为科学对自然现象的数学化抽象，也贯穿于艺术对感性材料的形式赋予。人类史前的形式创造案例，鲜明提示着这两种人类活动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同源性。从形式冲动上升到游戏冲动，则表明科学与艺术在价值论层面上的一致性，即皆具有摆脱功利束缚的自由创造精神。

一、科学与艺术的对立：现代人性异化及其延续

现代美育理论从整体上看是一种基于审美经验的人文教育^[1]，这种人文教育正如席勒所说是要把“美的艺术”当作纯洁人性源泉的主要工具。随后，在施莱格尔兄弟、费希特、诺瓦利斯、谢林等人掀起的浪漫主义运动中，艺术形而上学——艺术的超越性价值论开始兴起，“美的艺术”开始具有取代宗教的地位。艺术超越性价值的获得是此消彼长的结果：16至17世纪哥白尼、牛顿和培根等人为代表的“科学革命”为前奏，以理性为旗帜的启蒙主义伴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在18世纪的欧洲取得了全面胜利，一方面为人类驱散了宗教神秘主义的阴霾、展开清晰而恒定的宇宙自然图景、树立自由与平等的现代政治理想,另一方面也造成传统信仰体系的崩塌、工具理性的肆虐和人类情感领域的侵蚀。正如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艺术接受了大量由宗教而生的情感和情绪置于心中，现在自己也变得深刻和多情，一反往常的振奋和激动了……”^[2]身处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尼采，自身也曾在其尽管青涩却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中，高举浪漫主义艺术形而上学的旗帜，以此对抗在他看来最终将走向虚无主义的苏格拉底主义——科学形而上学。因此，艺术超越性价值话语虽然是对启蒙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直接反动和救赎方案，但本身也具有一种应激反应式的症状性质，艺术与科学、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对立背后，反映的是18世纪以来一直持续到当代的人性异化危机。

尽管席勒对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他自身与其挚友歌德一样，更具有古典主义的气质，保留了对人性和谐的古希腊理想。与诺瓦利斯、施莱格尔兄弟乃至济慈、布莱克等欧洲浪漫主义者不同，席勒身处当时科技与社会发展均落后于西欧诸国的德国，并未将科学与艺术置于非此即彼的对立中。后来的浪漫主义者往往将科学视为谋杀自然的凶手，主张以直觉经验和神秘体验取代理性，甚至呼吁回归前现代的自然状态。席勒则与这种反智的或神秘主义的倾向判然有别，他虽批评科学探索“将想象力撕成碎片”，担忧“艺术的领域在缩小，而科学的范围在扩大”^[3]，承认“扩大的经验和明晰化的思维使科学更明确的划分成为必然”^[4]，感叹人日益成为经科学细分的知识和职业的一种标志，却将科学与艺术并称为两种“最忠于时代精神”^[5]的人类活动，并盛赞二者皆能摆脱世俗政治权力的网罗。然而，由于18世纪以来科学与艺术形成的对立性，似乎美及审美是艺术的专属，而科学则仅仅以求真为目标，于是美育也在这种对立性的认识过程中被简单等同于以审美为目标的艺术教育，对美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狭隘的领域之中并偏离席勒美育完整的目标。而科学探索的真正精神也极易被释放生产力这一巨大的人类期盼所遮蔽，从而使智育最终被矮化为以利益为导向的功利教育。当代对美育乃至对科学的一般性认识，仍是17至18世纪以来现代性异化的一种延续甚至放大。

二、形式冲动：科学与艺术的同源性概念

要真正破除科学与艺术对立的认识隔阂及刻板印象，就必须抓住席勒美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形式冲动（Formtrieb）。“Formtrieb”的词根“Form”一词源于拉丁文“forma”，指事物的结构、轮廓或抽象规则，强调逻辑性和普遍性。换言之，形式冲动这一概念本身，既指感官所把握的对象——外在形式，也指思维把握的对象——规则、法则、规律、逻辑等内在形式，强调人类的形式创造活动与理性思维的紧密关系。故而形式冲动“产生于人的绝对存在或理性本性”^[6]，绝对存在（Absolute Existenz）来自人类的自我认知或自行立法，指人作为自由主体的本质，超越感性—自然经验的有限性，追求永恒价值与无限存在；理性本性（Vernunftnatur）则是人区别于动物、区别于人与动物都具有的感性本性（感性冲动，Sinnestrieb）——自然连续性的根本特征，表现为对普遍真理与道德律令的追求，驱使人超越个体经验的偶然性，寻求对世界的统一解释。形式冲动的对象，是“同时用本义与引申意义的形象，包括事物的一切形式特性以及它与各种思考力的关系”^[7]。“形象”（Gestalt）源自德文中动词“stellen”，即“放置”“建立”，本义指事物“被构造出的完整形态”，强调“整体性”和“直观可感性”，引申义具有“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意涵，即通过直观把握的有机统一体，隐含象征性或意义承载性。形式冲动以本义和引申义的形象为对象，意味着人的理性冲动——寻求规则、法则或定律的冲动，必然要求建构一个直观的、统一的、具有某种意义的完整形态。说形式冲动的对象是形象，意味着形式冲动以建构具有特定意义的完整形态为目标。这种建构指向主体通过理性能力赋予客体以意义结构。它强调理性对感性材料的赋形，将混沌经验转化为有序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美育书简》一书中，席勒有时也使用“理性冲动”（Vernunfttrieb）来与“感性冲动”形成对立，看上去“理性冲动”与“形式冲动”似乎是同义词。然而二者具有细微的差别，这种细微差别不仅代表了席勒美育理论的匠心所在，更体现了一种基于古典主义精神的未分化特征。“Vernunft”（理性、理智）的词源来自古高地德语（ODH）动词“vernehmen”，其意为“听到”“感知”，其来源本身强调感知和感性是理性、理智的基础，然而在康德哲学中Vernunft被定义为“原则的能力”（Vermögen der Prinzipien），具体分为“理论理性”（Theoretische Vernunft）和“实践理性”（Praktische Vernunft）两种。前者是设定“先天综合判断”的能力，也即以先天形式统一感性经验进而形成概念；后者是指设定先天道德法则——绝对律令——的能力；无论哪一种能力，康德哲学中的“Vernunft”都是一种非经验的先天能力，具有极为抽象的形而上学色彩，与感性处在一种强烈的二元对立结构中，摒弃了古高地德语来源中与感性的连续性。深受康德影响、同时不满于康德的席勒更多使用了“形式冲动”这一术语，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康德哲学中感性与理性的直接对立——“形式”一方面指外观或直观可感的东西，同时也指向形塑外观或藏于外观之下的构成原则，在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中提供了一个中介，其语义远比陷入形而上学泥淖中的理性要更加丰富，因而也更具有阐释张力。席勒所使用的“形式冲动”这一概念，指向科学与艺术这两种人类活动的共同起源——尽管17至18世纪以来的分化乃至对立，导致当代人往往不假思索地将艺术和科学分列于感性与理性的两大阵营，忽视了这两种人类活动事实上都是一种基于感知自然、观察自然基础上的形式创造活动，皆受形式冲动驱动而为生命赋形。

三、游戏冲动：科学与艺术活动的价值论共性

如果说具有未分化特色的“形式冲动”提示了思考科艺同源问题的逻辑起点，那么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这两种人类活动的价值论一致性也将得到充分彰显。众所周知，席勒美育理论的最核心概念是“游戏冲动”（Spieltrieb），是对“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形成的辩证统一。席勒称：“游戏冲动的对象用一个普通的概念来说明，可以叫做活的形象。这个概念指现象的一切审美性质，总之是指最广义的美。”^[8]说游戏冲动的对象是“活的形象”（Lebensform），意思是游戏冲动追逐的东西是“有生命的形式”，不是实指活的或生物的形式，毋宁说是形式本身看上去就像是有生命的或活的，换言之，关心的并非生命体的实存与否，而是形式本身是否能在特殊条件下对主体形成一种活生生的意趣抑或生趣。这种生趣可能是实际有生命的形式带来的，也有可能是无生命的形式在一种有机性的、生成性的观照下产生的，因此所谓生趣乃主体与形式之间形成的一种特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产生“最广义的美”，亦即“现象的一切审美性质”。现象的一切审美性质，换言之即主体与对象之形式被一道纳入到审美关系中，在审美关系中一切的形式皆有生趣，故而成为“活的形象”。就形式冲动的对象——形象乃直观可感的有意义的统一体而言，游戏冲动，戏言之即形式冲动的2.0版，与形式冲动的唯一区别即游戏冲动的对象是否具有生趣，生趣可以理解为在审美关系中通过形式创造活动而产生的高级感性经验——所谓高级是相对于与自然保持着连续性，却被欲望和生命本能所束缚的“感性冲动”而言。

从“有意义”上升到“生趣”，意味着从认知活动上升到审美活动，也将进一步显露出被几个世纪以来利用厚生这一功利性导向层层包裹的科学精神的一个真正核心。一般认为，科学活动是一种以实用为价值的认知活动，而认知活动往往要将主观的情感经验排除在外，通过客观的观察和冷静的分析获得可以实证的经验，这种观察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通过各种冰冷的机器来实现后，其客观性获得了进一步强化。然而就像艺术活动一样，科学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的形式创造活动，客观的观察和冷静的分析只是第一步（就像艺术创作和欣赏活动中也需要冷静、需要排除强烈的情绪干扰一样），丰富而热烈的感性冲动仅仅是在这第一步中被压制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科学活动中感性冲动消失了,相反，人类的一切形式创造活动都需要生趣作为内在价值驱动。原始岩洞壁画中有一种类型叫“叠影图”，此类以哺乳动物为主的图像躯干往往是同一个，然而往往有多个头、多条尾巴或8条腿。这种形式表现的是同一个动物的运动瞬间，在摇曳不定的光影环境下会使人产生运动的视错觉，一如后世的动画或电影。此类绘画的产生，是原始艺术家对这种视错觉现象的观察、发现和利用的结果，其“科学原理”直到19世纪才被以科学话语的形式，比如“视觉暂留原理”“格式塔心理学”提炼出来，然而19世纪科学家提炼的前提建立在与原始人无二的观察和制作活动之上——19世纪那批探索这一现象的科学家发明的诸如幻盘、幻透镜、费纳奇镜等辅助性的小仪器，恰恰也被视为现代动画和电影的早期装置。

结语

“原始艺术家”和“现代科学家”之间来自时代与身份的对立性，被同一种基于观察自然的形式创造所消解，而二者内在的驱动力也是一致的。在审美关系中，原始艺术家发现字面意义上的“活的形象”的同时，产生巨大的生趣，一方面受这种生趣驱动，原始艺术家投入远超生存所需的大量精力进行形式创造，此即席勒为后世艺术理论所贡献的、至今仍有一定阐释力的“游戏说”；另一方面，这种生趣也从那些距今上万年的图像漫溢至今，此即当代受众所感受到的原始艺术的审美吸引力。19世纪的科学家尽管在现代性的新身份和新体制下探索光学机制，然而在这种探索过程中同样发现了视错觉现象及其带来的生趣，因此费纳奇镜、幻盘等才不同于其他冰冷的科学装置，而具有玩具和仪器的双重性质；当然，原始艺术家不会像科学家那样撰写论文并寻求发表，然而科学家所撰写的论文采用的也是形式创造的产物——几何图形、图表、等式、公式等“科学语言”，这些形式尽管并不像一般的艺术形式那样直接表达情感，却能够捕捉、形塑和映射自然。换言之，在貌似毫无感情色彩的一个又一个的科学公式下面，藏有科学家对生成流变、广大精微的自然之热情和生趣，是一幅又一幅有待展开的关于“宇宙—自然”的瑰丽图景。换言之，这些由冰冷的科学公式所映射甚至预测的图景同样是充满生趣的“活的形象”，这也正是席勒“最广义的美”的最充分意涵。因此，科学活动的结果尽管可以利用厚生，但游戏冲动才构成科学家投身于科学活动的个体内驱力：对于真正的科学家来说，科学同样是一种充满生趣的形式创造活动，因其可以摆脱物欲的纠缠、获得精神自由，故而被席勒称为“高贵的冲动”^[9]——“高贵”正是来自价值论的加冕。

参考文献：

[1]杜卫.论美育是基于审美经验的人文教育[J].社会科学战线，2025（1）：169-178.

[2]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J].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8：146.

[3][4][5][6][7][8][9]席勒.美育书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29-30，53，70，93，112，109，73.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中国传统文论中的中华美育精神阐释研究”，项目号：25&ZD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