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教授、舞蹈学系主任、国家重大人才计划青年学者叶笛撰写的《文化涵化与多元一体：长江流域舞蹈的文化互动研究》获得了江苏省第十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这部著作沉淀了叶笛十余载的学术步履——从最初对羌族舞蹈的个案深描，到巴蜀文化区舞蹈的区域拓展，再到针对藏缅语族舞蹈的专项考察，叶笛的研究视野不断破壁突围，最终将目光投向了浩浩荡荡的整个长江流域。全书以民族舞蹈学与流域人类学的联通共洽为理路，构建了线性舞蹈文化空间研究的典范。她守望非遗，在长期的田野跋涉中，不仅记录了长江流域民间舞蹈的形态，更深刻洞见了其在时空流转中的交流、交往与交融。
破局：从“村落”到“流域”
以往的舞蹈人类学研究，往往习惯于聚焦于某个具体村落或单一民族向下扎根，而叶笛却选择了“长江流域”这样一个线性空间。叶笛认为，这种从点到线甚至到面的视角转换，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艺术人类学研究范式的一种反思与突围。她审慎地说：“我们过去的学科传统，习惯将目光锁定在社区、村落或是城市的一隅。这种‘定点’研究当然非常重要，它能把一口井挖得很深。但当我们把视野拉长，会发现长江不仅仅是一条水流，它更是一个巨大的、流动的文化容器。水陆通道构成了天然的媒介，让舞蹈不再是孤立的‘文化标本’，而是处于永恒的流动与互动之中。”
叶笛明确表示，之所以将“流域”作为切入点，是想引入“流域人类学”的方法论。在长江这条线上，舞蹈不是静止的，它是跟着人走的，是跟着商贸、迁徙等而流动的。相比于村落研究的静态性，流域研究更强调动态性与多点性。它迫使我们去追溯舞蹈行为穿越时空的轨迹，去探讨舞蹈习俗与江河、山地、自然环境的共生关系。在她看来，这其实是一次跨学科的冒险。它要求将舞蹈学与地理学、生态学、历史学等学科嫁接起来。以藏族的弦子舞为例，如果仅观察其在某一个县的形态，则显得孤立；但如果站在流域的视角，就会发现它沿着金沙江、澜沧江，在青海、西藏、四川的交界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互动圈。这种宏观的图景，是微观的村落研究难以呈现的。
版图：五大文化区的和而不同
长江流域幅员辽阔，涵盖省份众多，文化面貌差异显著。叶笛坦言，在如此复杂的地理空间里构建舞蹈文化版图确实是研究中比较棘手的基础工作。地理意义上的长江流域涉及19个省级行政区，但文化意义上的“长江”与地理行政区划并不完全重合。为了保证研究的纯粹性和典型性，叶笛做了一些“减法”。比如广东、福建、广西，虽然也有河流汇入长江水系，但其主流文化受长江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未纳入核心范畴。最终，她将研究范围锁定在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流经的13个省级行政区。
参照音乐文化研究的成熟框架，叶笛将这片广袤的土地划分为五大舞蹈文化区：一是青藏舞蹈文化区，这里的舞蹈充满了宗教的神圣与高原的粗犷气质；二是滇黔舞蹈文化区，多民族交融的走廊成就了色彩斑斓的舞蹈艺术；三是巴蜀舞蹈文化区，盆地文化造就了包容与诙谐的舞蹈文化特质；四是荆楚舞蹈文化区，这里的舞蹈保留着浓郁的巫风楚韵，浪漫而神秘；五是吴越舞蹈文化区，江南水乡赋予了舞蹈精致与细腻的品格。通过对这五大区域内170多种国家级非遗舞蹈和700余项省级非遗舞蹈的量化梳理，她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虽然区域分布不均衡，但区际互动极其频繁。比如，巴蜀舞蹈文化区与荆楚舞蹈文化区之间，顺流而下的文化渗透非常明显；而滇黔舞蹈文化区与青藏舞蹈文化区之间，经由藏彝走廊，舞蹈语汇的借用和变异从未停止。她认为，这种和而不同的版图，恰恰印证了长江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这五大板块不是割裂的拼图，而是像江水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理论内核：文化涵化与“双向”的力量
人们通常认为，文化影响多是以强带弱。而在《文化涵化与多元一体：长江流域舞蹈的文化互动研究》一书中，叶笛通过对“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这一经典理论的深入运用，在长江流域的舞蹈实践中呈现了不同的图景。她解释说：“‘涵化’是人类学解释文化变迁的一个经典理论。但在长江流域的舞蹈实践中，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它绝非简单的‘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一种‘双向’乃至‘多向’的动态博弈。”之所以强调“双向”，是因为在长江流域，不同文化区之间的接触往往是互惠的。比如，在藏彝走廊这样的文化交汇地带，人们看到的不是某种单一文化的覆盖，而是不同民族舞蹈语汇的深度交融。藏族的锅庄、羌族的萨朗、彝族的打歌，它们在长期的毗邻而居中，在节奏、律动乃至仪式功能上都发生了微妙的互鉴。这种互动往往伴随着“文化过滤”——各个民族都会根据自身的审美习惯，对“他者”的舞蹈元素进行选择性吸收和创造性转化。
叶笛进一步指出，这种“涵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为多向性、多层级的接触。它不局限于区内互动，更延伸到区际涵化。她认为：“这种双向互动的最终结果，不是谁吃掉谁，而是达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生态平衡。它让长江流域的舞蹈在保持各民族独特性的同时，在深层结构上日益趋同，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这才是‘文化涵化’在长江流域最真实的运作机制。”
历史回响：廊道、商路与身体记忆
“廊道”主要是指历史上的迁徙路线和商贸通道，而在叶笛的研究视野里，长江流域几条著名的“廊道”对其舞蹈形态塑造起着重要作用，藏彝走廊、武陵走廊、古苗疆走廊，还有广为人知的茶马古道等地理意义上的通道，实际上都是舞蹈文化的“高速公路”。藏彝走廊不仅是古羌人南迁之路，也是一条舞蹈传播的黄金走廊，它直接串联起了今天青藏高原边缘到云贵高原的舞蹈样式。经由茶马古道的商贸往来带动了文化的互通，马帮的铃声与锅庄的舞步在沿途的驿站、集市中碰撞、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商路舞蹈文化”。
舞蹈是身体的艺术，而身体是流动的。在叶笛的笔下，历史并没有真正过去，它就“活”在今天舞者的身体动作里，活在每一次摆手、每一次顿足的律动中。这就是身体记忆的力量。对此，叶笛有着详实的考证：“今天的很多民间舞蹈，比如沿武陵走廊流变的土家族‘摆手舞’，又如连接川青藏三地的‘弦子舞’，如果我们追根溯源，都能在这些历史脉络中找到草蛇灰线的联系。”
时代价值：从“多元”走向“一体”
优秀的研究成果往往呼应宏大的时代命题。在当前大力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长江流域舞蹈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叶笛坦言，这正是这项研究的最终归宿，也是她作为一名学者最想表达的关切。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而长江流域的舞蹈正是这一理论最生动、最感性的注脚之一。
“尽管长江流域有几十个民族，舞蹈形态千差万别，这是‘多元’；但在深层结构与社会功能上，却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这是‘一体’。”她在研究中发现，长江流域各民族的舞蹈普遍具有“祀”与“戎”的双重起源逻辑。她引用近代学者闻一多《说舞》中的名言解释这种共性：舞蹈让人感到“自己和大家一同活着”。这种强调集体团结的社会功能，正是各民族在长期互动与涵化中，文化认同感不断增强的体现。这种“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就是民族情感凝聚的过程。对于“长江经济带”建设而言，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命题，更是一个需要导引与凝聚的文化命题。而长江流域的舞蹈，恰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视、可感、可亲身实践的艺术载体。
访谈的最后，叶笛深有感触地说：“长江不仅流淌着水，更流淌着生生不息的舞步与文明。对长江流域舞蹈的研究，不仅是一次学术梳理，更是对民族文化血脉的深情回望。我也希望通过这项研究，能让更多人读懂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背后的文化逻辑，看到那些流动的身姿背后，所凝固的厚重历史与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