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韩城梁带村M27出土礼乐器的文化内涵解读

文◎任 宏

原文刊载于《音乐研究》2025年第4期 

十余年前，笔者曾有幸参与陕西韩城梁带村出土金石礼乐器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此后便持续关注这个史迹未详的周代封国——芮国的历史信息。近年来，陕西渭南澄城县刘家洼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正在不断推进，为再次聚焦芮国的历史动态提供了更多的契机。已有学者对梁带村芮国遗址M27和M28出土礼乐器展开分析，成为认识芮国钟磬礼乐文化的重要基础。在新资料带来新思考的基础上，重新再来看韩城梁带村M27出土礼乐器的文化内涵，便有了更多的思考与认识。

（一）青铜甬钟的编制特征

该墓未被盗扰，同出青铜甬钟8件，均为合瓦型腔体，甬柄上的斡、旋俱备，直铣、舞部齐平，腔体两面各有18个枚，钲、篆界隔明确。

1.成组模式

外部形制特征上，最值得关注的是分式问题。（见表1、图1）

从形制体量上看，Ⅰ式、Ⅱ式之间大小呈序列，Ⅲ式形制相对小，但大小可成序列。（见表2）

通观可知，8件钟或许并非同一批次铸造而成，不排除为拼凑成组的可能。但音高上的高低有序（详见下文），均成为此8件钟拼配成组的依据。

2.纹饰特征

8件钟的舞部纹饰相同，是这套钟在纹饰方面的唯一共同特点。正鼓部和篆带有纹饰的只有首、次两钟，其他6件钟没有。

值得关注的是，这套钟的侧鼓部未见纹饰。西周康、昭、穆时期以来，甬钟的侧鼓部有纹饰，用以标志第二基音，标本可见叶家山M111出土M111：7和M111：11，与晋侯墓地M9出土的M9：287和M9：285的4件甬钟。这样的铸造技法和观念，在此后得以不断实践，成为一钟双音铸造技术及音响性能开发的基础。然而，M27出土的三式甬钟，均未见明显的侧鼓部纹饰，其原因为何，暂时存疑。

3.音乐性能特征

8件钟当中，除了M27：1027外，其他7件均有被磋磨调音的痕迹，但位置和磋磨程度不等。M27：1025的两正鼓和两铣角受磨砺，M27：950与M27：949的磋磨位置相同，在两正鼓、两铣角、正面两侧鼓、背面左侧鼓共7处经受磋磨，M27：1030与M27：1026的磋磨位置均在两正鼓、两铣角、四侧鼓处，M27：1029是两正鼓、两铣角与两右侧鼓有磋磨痕迹。如此看来，7件钟的正侧鼓音均接受过铸造后的调整。

8件钟的最终音高序列构成以“羽—宫—角—徵”四声结构为核心的扩展序列。截至目前的乐钟测音资料表明，西周末期以前的甬钟，如楚公逆钟、虢季甬钟、晋候苏钟的音列结构与表3相同。四声结构突出的特点是没有商音，也成为识别甬钟音列结构分期的重要标尺。

4.编制特征解析

依照音高调试的技术来实现以上四声核心的扩展音列结构，就需要至少8件钟，这恐怕是拼凑成组的原因之一。在已知材料当中，西周厉王时期至两周之际，绝大多数有乐钟随葬的诸侯国国君墓，有的出土8件，有的出土16件，差别在于分组的数量，音列结构均相同。如晋侯M64、虢国M2009、虢国M2001都出8件甬钟，晋侯M8就出了16件且编制为两组的甬钟。相比之下，时期晚于上述四处的梁带村M27的墓主也是国君，拼凑也要达到四声扩展音高序列的8件成组，正是对乐钟编制规则的遵循。

（二）石质编磬的编制特征

1.形制与音响性能

M27的石磬出土于东椁室，出土时器表有成片的钙化物质，形制大致相同，倨句明确，鼓、股分明，底部大多数平直，唯保存完好的两件略微弧曲。（见图2）

图2  M27出土编磬

10件磬中，中部断裂的有3件，断为4段的有2件，另有4件的角部或残或断。形制的完整度、石板的厚度、密度等都会影响振动发音。（见表4）

统观而言，10件磬之间构成的音列结构，可能性最大的是：宫—角—徵—羽—宫—商—角—徵—羽—宫。宫音是#d1，与同墓出土甬钟的宫音相同。编钟的音域是b—#d4,编磬的音域是#d1—#d3,二者相互结合，音域范围可以重叠与互补，这表明，M27出土的编钟与编磬具备协同演奏的必备前提。

2.编制特征解析

由于材质容易在地下埋葬空间受到溶蚀，导致石质磬类乐器的保存情况略逊于青铜质乐钟。从墓葬出土石磬的编制构成来看，存在历时的扩展之趋势。到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之间，10件成组的只有虢国M2001、晋侯M93和梁带村M27出土编磬，根据测音结果可知，后两例的音列结构相同，都呈现四声与五声相结合的音高序列。

从制磬技术和调音手法来考察，西周时期编磬的音高序列大致与相同阶段青铜乐钟保持同步，到两周之际，编磬的形制特征稳定，音高序列进入内涵式发展趋势。晋侯M93编磬和梁带村M27编磬都是10件成组，都是四声与五声相衔接，最后回归宫音，不排除是乐工有意为之的调音结果。

春秋以前10件成组的编磬并非常态，目前仅出现在晋、虢与芮国国君墓葬中，在动态的礼乐规范形成与实践中，其继承与创新的铸调技术，或可看作是对旧规则的挑战与新规则的尝试。

（一）铜钲、錞于的形制特征

在目前已知的资料中，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铜钲，分别见于晋侯墓地M64、虢国墓地M1052、M2001和M2011。梁带村M27也出土铜钲1件，对认识该时段的铜钲及文化面貌提供一定参照。

M27腔体狭长，于口弧曲，柄部断为两截，断面呈八棱形，柄上带有两两相对的长方形对穿，腔面饰凸浮雕兽面纹。（见图3）

从摆放方式上看，M27铜钲有长柄，但柄上只见对称的四个长条形穿孔，位于近舞部之处。从穿孔及其在长柄的位置来看，套插的可能性最大，四个穿孔可以固定铜钲。与此相同，晋侯M64铜钲的短阔八棱銎，也只能采用套插的方式固定。另外三件虢国铜钲虽然有圆孔对穿，从稳定性上看，推测套植的可能性大。

从腔体纹饰方面看，M27铜钲饰凸起的兽面纹，与此相同的还有西周晚期的虢国M2001和晋侯M64墓出土的两件。如此便形成了对于铜钲纹饰的新认识，即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兽面纹，仍旧保留基本的布局与结构，并未完全简化或变形。

M27的青铜錞于体呈筒状，顶部封闭，鼓肩，上正中有环钮，底口部呈椭方形，微外敞，腔体素面。（见图4）

发掘出土的宽肩、束腰、桥钮的錞于，有山东沂水刘家店子M1錞于、临淄齐王墓錞于和山东洛庄汉墓錞于。其中，前者的时期在春秋中期，后两件的时期在汉代。M27青铜錞于要早于刘家店子M1，是目前已知时期最早的一例，是了解錞于的文化属性与流传路径的重要资料。

（二）建鼓、小鼓组合

墓葬埋葬空间的特殊性，导致木质、革质器物的保存情况通常不乐观。M27发掘当中，在椁室的东北角见到建鼓的土圹遗痕，实为难得。发现时，木质鼓身已朽，但漆皮的部分仍有保存，使得建鼓的大致轮廓依稀可见。鼓身两端各发现两排固定鼓皮的骨钉。漆皮朱底黑彩，绘制图案不清。立柱残长60厘米，直径5厘米。立柱两端的铜套的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内残留朽木。在建鼓的南侧有可见小鼓，圆形，木胎与鼓皮腐朽，表面的漆皮尚存。朱底黑彩，图案也不甚清晰。（见图5、图6、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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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图5 M27建鼓、小鼓轮廓 | 图6 M27建鼓铜套 |  图7 M27建鼓铜套内残留朽木

以往对建鼓的认识，来自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两方面材料。《仪礼·大射》载：“建鼓在阼阶西，南鼓。”郑玄注：“建犹树也。以木贯而载之，树之跗也。”“木贯而载之”，下有底座的鼓，是建鼓的形制特征。出土材料的时期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鼓座造型各不相同，但中心有中空的圆柱形插口、底座厚重扎实，承重能力强，底座周边有环形提手是其共性。梁带村M27的建鼓铜套内留有朽木，表明正是木质立柱端的配件，起到固定与保护的作用。虽然只能看到土圹和漆皮勾勒的建鼓轮廓，但是由此可知，芮国国君使用建鼓的时期下限是春秋早期偏早阶段。

（三）组合功用

从出土位置分布上看，建鼓、小鼓、钟钩和几件甬钟都见于椁室东北角，其东南处有铜钺，铜钲位于靠近棺木的东北角，其东北方向有錞于和可能用作钟磬悬挂的木架横梁，分开放置的铜戈就在錞于的北面。另有几件甬钟和全部石磬位于东侧铜礼器之间。如此看来，金石之属与礼器在一起，建鼓、錞于和铜钲与铜钺、铜戈靠近，有助于理解这些器物的功能内涵。

《周礼·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天役。……以金錞和鼓，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以金铎通鼓。”这里提及“六鼓”与“四金”的相结合，用于“节声乐”“和军旅”和“正天役”。换言之，“六鼓”“四金”可与声音相和，可用于祭祀、军事等场合。对于“四金”，郑玄认为，金錞是“圜如碓头、大上下小”的錞于；金镯是“军形鸣之、形如小钟”的钲；金铙是“无舌有柄、执而鸣之”的铙，金铎是“振之以通鼓的大铃”。

《周礼·夏官·大司马》载“辨鼓铎镯铙之用”，贾公彦疏引《司马法》云：“十人之长执钲，百人之帅执铎，千人之帅执鼙，万人之主执大鼓。”记载表明，钲、铎、鼙、鼓是平时操练、战时使用的号令体系的重要器物，所执器物的区分与军中身份有关，“中军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马振铎，群吏作旗，车徒皆作，……”，这是一套具有较强实践性的作战指挥系统，看号令行事对于两军对峙的作战方式而言尤为重要，因此辨别“六鼓四金”的声音，熟悉、熟练掌握，乃至彼此之间的相互配合，要在春之振旅、夏之茇舍、秋之治兵和冬之大阅活动中连续操练，方能达到组织与指挥有序的效果。

由此而言，M27出土铜钲、錞于、建鼓和小鼓，或与墓主身前操练士兵所用有关，继而成为其军事地位的表征。

三、对三元五类礼乐器同出的

文化内涵解读

梁带村M27出土的金、石、革三元配置，包括了甬钟、石磬、铜钲、錞于、建鼓与小鼓在内的五类礼乐器，是同时期等级相当的随葬礼乐器规格最高的，也是目前已知材料当中时期最早的。究其原因，与墓主的地位有关。

作为王之卿士的姬姓芮伯，早在西周初期就被王室委以重任。《尚书·旅獒》载：“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孔安国注：“芮伯，周同姓，圻内之国，为卿大夫”，孔颖达疏：“巢伯，国爵之君，南方远国也。以无望克商，乃慕义来朝。王之卿大夫有芮伯者，陈王威德以命巢君。”成王临终时，召见几位顾命大臣，芮伯在其列。康王即位时颁布《诰命》时举行了重要的仪典，《尚书·康王之诰》载：“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芮伯是参与其中并起到重要作用的大臣。厉王时宠信荣夷公，导致国政衰微，最终引发国人暴动。芮伯芮良夫曾直言进谏，只可惜未被采纳。由此看，西周时期的几位“芮伯”都在王室担任重要职位。

西周晚期至两周之交，有传世芮公从鼎（簋、壶、钟、钟钩）、芮公鬲（鼎、簠、戈），时间范围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不等。据学者研究，这批器物铭文的人称、行文格式一致，推测这批器物可能为同一人所作。发掘勘探梁带村遗址时，发现北部有一条西北—东南的Y形冲沟，靠近墓地的冲沟西端断崖仍暴露多座残墓，其中还发现一残存墓道，可知这里至少有带墓道的大墓。结合有关芮公簠获取地的记载，有学者认为，这批芮公器可能出自此处。结合其铭文内容所涉生活方面的特点，认为其“公”乃是生称。

梁带村M27的年代，发掘者认为是春秋早期偏早阶段。该墓是遗址内唯一的“中”字形，带有南、北两条墓道的大墓。随葬品种类和数量颇丰，另有数量较多的黄金配饰，与弥足珍贵的人工冶炼铁制品出土，需要留意的是，在M27的椁室正北部和东部，发现木质髹漆横梁，带有红底黑彩龙纹图案，其中可能不排除有用作钟架、磬架的横梁。更为重要的是，此墓出土的6件芮公簋，形制、纹饰及铭文的部位、款式和内容基本相同，铭文6字为“内（芮）公乍（作）为旅簋”，是墓主生前自作器。

西周朝廷存在公、卿两级大臣，也有公、伯两等爵位。其中，担任太保、太师和太史的都称为“公”，是辅佐周王的执政大臣，爵位是公。这项制度沿用至春秋时代。由以上材料可以推知，在春秋早期偏早阶段及以前的梁带村遗址，可能至少存在两位曾在中央朝廷担任重要职位的“芮公”。

梁带村M26墓主是仲姜，与M27墓主是夫妻关系。M26出土的5件列鼎，铭文8字为“中（仲）姜乍（作）为桓公尊鼎”，这里“桓”是谥称，铜鼎是祭器。

统而论之，M27出土的八钟、十磬组合，与时期相当、身份相等的诸侯国国君的礼乐器配置规则一致，是国君身份的体现。而二金、二鼓组合，便是其军事身份显赫的呈现，也是其“公”爵及在中央朝廷担任要职身份的表征。这批出土资料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春秋早期礼乐器规格的配置问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