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中的音乐体裁、音乐作品与作曲家修辞：从霍平《中世纪音乐》的历史叙述视角出发的思考

语境中的音乐体裁、音乐作品

与作曲家修辞

——从霍平《中世纪音乐》的历史叙述视角

出发的思考

◈王丹丹

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认为，历史书写本质上是一种文学行为，与小说类似，依赖历史学家的叙述结构和修辞策略。他从历史著作的概念化层面入手，厘清历史修撰的五个重要方面：编年史，故事，情节编排模式，论证模式，意识形态含义模式。“编年史”和“故事”是历史编撰的最初步骤，历史叙事中的原始成分，有待选择和编排的数据，编年史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顺序排列，经过历史学家的精心选择和编序，事件形成“发生过程”，编年史中的事件被赋予了意义；“故事”是历史学家经过发现、识别、解释等“情节编排模式”，将历史事件转化为特定类型的具有“叙事性”的故事；“论证模式”指的是“话语论证”，即以一定的语言结构和修辞手法来进行历史分析，用“转义”^[1]来决定历史事件的解释框架和表述逻辑；“意识形态”指的是在社会实践中所采取的立场以及依照立场所遵循的规则，他认为历史学家在选择特定叙述形式时就已有意识形态的取向，历史写作需承担伦理责任。

历史学家的历史叙述是别具一格的叙事行为，通过预设一个合理的叙事框架，以特定的叙述模式和话语构建，有效叙述历史事件，呈现历史意义，表达出历史学家鲜明而独特的历史观。

“中世纪音乐”是欧洲音乐历史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段历史，但时代古远、文献稀缺、传播局限等因素，给这段历史的阐释带来困难，各个历史学家不同的历史观念也使得历史的叙述呈现出千差万别的样态。本文在梳理整理英语世界具有代表性的中世纪音乐断代史专著的基础上，试图对理查德·霍平的断代史专著《中世纪音乐》的写作特点进行概括，从霍平的叙述视角出发，谈谈自己的思考。

当代英语世界具有代表性的中世纪音乐断代史专著有：古斯塔夫·里斯的《中世纪音乐》（1940）^[2]、约翰·考德威尔的《中世纪音乐》（1978）^[3]、理查德·霍平的《中世纪音乐》（1978）^[4]、朱利奥·卡廷和阿尔伯特·加洛的《中世纪音乐》（1979，1984，1977，1985）^[5]、安德鲁·休斯的《风格与符号：中世纪音乐（800—1453）》（1989）^[6]、杰里米·尤德金的《欧洲中世纪音乐》（1989）^[7]、苏珊·洛德的《中世纪音乐：参考指南》（2008）^[8]、马克·艾弗里斯特的《剑桥中世纪音乐指南》（2011）^[9]和《剑桥中世纪音乐史》（2019）^[10]等。

古斯塔夫·里斯的《中世纪音乐》是20 世纪英美世界关于中世纪音乐的重磅著作，由三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介绍古代音乐，涉及到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伯来、古希腊和罗马的音乐；第二部分论述1300 年前西欧的单声部音乐，涉及天主教教堂音乐的形成及分支，格里高利圣咏的历史、记谱法、调式系统和形式，单声部世俗歌曲及人群；第三部分论述多声部音乐，涉及奥尔加农、迪斯康特、孔杜克图斯、经文歌、坎蒂莱纳等多声部形式，14世纪法、意、西、德、英的音乐，记谱法、表演方式、乐器等。里斯的著作以最简明扼要的音乐形态分类“单声部音乐”和“多声部音乐”建立起论述的结构框架，有效地将“圣咏”和“世俗歌曲”的发展纳入“单声部音乐”的历史中，以一系列复调音乐形式的演进构成“多声部音乐”的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音乐形态类型归纳的史述逻辑，为后来的中世纪音乐研究学者提供了实证主义史学的典范。第一部分对于古代音乐的简介，显现出作者对于中世纪音乐来源的推测预设，他例举众多与中世纪欧洲音乐有着神秘联系的古代音乐现象，试图说明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这一部分虽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证据可以进行验证，但也颇具影响力，多数欧洲音乐史著作皆论及古代音乐之于中世纪音乐的影响。

用“单声部音乐”和“多声部音乐”的形态分野作为中世纪音乐断代史的划分依据，并不止里斯，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位意大利学者朱利奥·卡廷和阿尔伯特·加洛合作的两卷本《中世纪音乐》。卡廷撰写的第一卷聚焦于单声部音乐，概述了基督教圣咏在教会早期几个世纪的诞生与发展，描述了若干拜占庭和西方基督教圣咏传统，加洛林艺术时期的格里高利圣咏及记谱法，9—10世纪的礼拜音乐革新及主要礼仪传统的分支，还论及11—12世纪世俗音乐的诞生，先是拉丁语单旋律歌曲，随后是日益丰富多样的方言音乐 ——意大利的劳达赞歌，以及普罗旺斯游吟诗人、法国行吟诗人和德国恋诗歌手的抒情诗。卡廷于1951年获得神父头衔，他的教会背景使他在论述礼仪音乐时具有权威性。可能同样是因为卡廷的神父身份，这套《中世纪音乐》的叙述逻辑偏向源起加洛林王朝修道院的编年史体例，以时间顺序为线索，依次论述历史事件，注重连类列举。加洛撰写的第二卷更是直接将公元世纪作为著作的章节标题，分别为：13世纪、14世纪法国、14世纪意大利和15世纪，探讨了音乐与当时政治、社会及宗教事件之间的联系，论述了奥尔加农、孔杜克图斯、经文歌、叙事歌、回旋歌、牧歌、舞歌等复调音乐形式的发展以及有量音乐的诞生，特别关注精湛作曲技巧的形成，常将其与修辞学和诗歌技巧相类比，还出现了最早关于专业作曲家的记载，如莱奥南、佩罗坦、马肖、兰迪尼和迪费。该著作另一大特色是正文之后的文献“阅读”部分，第一卷选释了奥古斯丁、波伊提乌、卡西奥多罗斯、圣伊西多禄、萨莫拉的经典文论，第二卷展示了24位中世纪专业音乐人士的简短述评，除了上述“作曲家”外，还有“实践哲学”“记谱法符号学”“形式编纂”“代际方式变化”等领域的重要人物，如列日的雅克、帕多瓦的马尔凯托、穆里斯的约翰内斯、科隆的弗朗科、约翰内斯·廷克托里斯等。这套著作以作者其无可辩驳的专业背景、清晰独到的叙事逻辑、丰富充实的文献资料和独具特色的呈现方式，得到了学界的赞誉，在意大利出版后，英语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约翰·考德威尔^[11]的《中世纪音乐》以九章的构架，论述了拉丁礼拜仪式的圣歌及衍生形式、方言单声歌曲、复调的发展、古艺术、14世纪和15 世纪的音乐等内容；该书关于人物传记的内容很少，几乎不涉及社会学，但对记谱法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将其作为音乐风格的关键；著作把中世纪视为基督教西方文化的一个现象，因此除了在讨论调式时顺便提及外，省略了拜占庭圣歌及其他东方音乐。

安德鲁·修斯^[12]《风格与符号：中世纪音乐（800—1453）》研究了从公元800年到1453 年的中世纪音乐历史，探讨了中世纪音乐的风格演变、符号系统、音乐理论以及与宗教和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作者结合了历史学、音乐学和符号学的方法，对中世纪音乐进行了深入分析。

苏珊·洛德^[13]的《中世纪音乐：参考指南》以欧洲中世纪的地理版图分化作为撰写章节的构成依据，除了起始两章论述中世纪的文化背景和教堂音乐，末尾两章论述乐器和舞蹈音乐，中间七章分别为：法国音乐、意大利联邦的音乐、日耳曼地区的音乐、不列颠群岛的音乐、伊比利亚半岛的音乐、勃艮第与低地国家的音乐、欧洲其他地区（包括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音乐，构建起中世纪欧洲的区域音乐研究。

《剑桥中世纪音乐指南》由马克·艾弗里斯特^[14]主编，是一部全面深入的中世纪音乐研究著作。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按时间顺序探讨了从素歌到十四世纪多声部音乐的发展；第二部分则聚焦于中世纪音乐的地理分布，涵盖英格兰、意大利、伊比利亚半岛和莱茵河以东地区。书中特别关注了过去较少涉及的地区与文化，如伊比利亚的民间音乐和穆斯林、犹太音乐，以及东欧的斯拉夫地区音乐。这部作品不仅梳理了中世纪音乐的历史脉络，还强调了音乐文化的地缘性与多样性，为中世纪音乐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丰富的学术资源。

《剑桥中世纪音乐史》是由39位中世纪音乐研究学者共同撰写的两卷本断代史，属于剑桥音乐史系列丛书。这部著作凝聚了近年来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不仅涵盖了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晚期的音乐发展脉络，还详细探讨了中世纪音乐的风格、体裁、理论、表演惯例等多方面内容，对关键音乐家进行了最新传记学研究，还涉及音乐理论史、记谱法发展、音乐教学等前沿课题。著作以专题式写作模式呈现中世纪音乐的全貌，兼具学术深度与广度。

杰里米·尤德金^[15]的《欧洲中世纪音乐》以论述内容的四分法，清晰地凸显出欧洲中世纪音乐历史发展中最为核心的历史事件：圣咏和宗教仪式，及其在弥撒和日课中的应用；拉丁语歌曲和本地方言歌曲的发展；复调音乐的兴起以及在巴黎的繁荣；早期器乐音乐，新艺术音乐。书中三处较为独特的部分，显现出作者的智趣，包括第一章中“中世纪欧洲的生活”和“中世纪的遗产”，第二章“古代的理论系统”以及第十三章“‘极致之美’”。“中世纪的遗产”列举了中世纪文学、建筑、机构、制度、航海船运、农业水利、技术发明对现代生活的影响；“古代的理论系统”回顾被中世纪继承或延续的古代世界的音乐实践与观念、论述了中世纪“七艺”的概念、主要的音乐哲学家波伊提乌和奥古斯丁的理论；最后一章的标题“‘极致之美’”来自于14世纪晚期一首法国叙事歌的标题，用以表现“阿维农风格”的典型特点，由此引出与“阿维农教皇宫廷”相关联的历史史实、作曲实践与结构风格等一系列的论述。三个部分以精炼的篇幅，触及到了中世纪音乐重要的文化节点，有效连接起古代、彼时与现代的关系，实为点睛之笔。该著作由中央音乐学院余志刚教授翻译，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出版，是国内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关于欧洲中世纪音乐的译著。

由上述断代史专著来看，对于中世纪音乐断代史的撰述已达成以下共识：

就史述内容而言，论述的核心主要是格里高利圣咏及罗马教会弥撒、多声部音乐兴起及发展、世俗单声部歌曲三部分内容，在这三条历史发展主线的贯纵连篇叙述过程中，论述记谱法、器乐音乐、音乐理论和音乐家群体的辅线与之交织相融，形成了多维度的历史叙事；

就史述逻辑而言，对于历史认知经验的积累和独到的观念树立，引导了史料选择、框架组织、文字表述等一系列的行为，中世纪音乐史的撰述仍以按时间顺序的线性历史叙事为主流，带有“问题意识”的专题式撰写方式（如塔鲁斯金《牛津西方音乐史》的第一卷“从最早的记谱法到16世纪”的方式）是颇具创新性的；

就研究方法而言，文献收集、文本考据、形态分析和反思批评的方法相结合，在保证史实“底本”客观明晰的基础上，表达个人化的观点并展现论据，能够构建起纵横交错的知识网络，图像和谱例的充分运用构成令人信服的论据，尤其是音乐谱例的分析呈现，对于作品特征与体裁形式的说明是不可或缺的，更是音乐专门史的最大亮点；

就史述特色而言，结合历史语境进行音乐风格演变脉络的梳理，宗教中心主义的视角、音乐与社会功能的紧密结合、技术与理论的同步发展、文化与历史的多维度诠释，欧洲区域版图划分引发的音乐地理文化的差异描述，以及音乐文化传播从封闭到开放的动态过程等，不仅反映了中世纪音乐史的独特性，也彰显出史学家的洞见。

理查德·霍平（Richard H.Hoppin，1913—1991）所著《中世纪音乐》（Medieval Music）隶属于美国诺顿出版公司策划的“诺顿音乐断代史”系列，该丛书旨在通过六部专著（涵盖中世纪至二十世纪音乐史）系统梳理西方音乐发展史，由各断代领域权威学者执笔，反映最新研究成果。霍平的《中世纪音乐》作为丛书首卷，奠定了整套书的学术基调，其内容长期被美国高校列为中世纪音乐课程的必修教材。

理查德·霍平是20世纪美国著名音乐学家，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基于都灵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手稿，对十五世纪早期经文歌的研究^[16]。其学术生涯以对中世纪音乐文献的深度挖掘与分析著称，《中世纪音乐》自1978年首版以来，始终是英语世界研究中世纪音乐的核心参考著作，被视为中世纪音乐的标准论著。1991年后，陆续出现法语、西班牙语和斯洛伐克语的译本。中文译本由上海音乐学院伍维曦教授翻译，上海音乐出版社2018年出版。

霍平《中世纪音乐》的史述逻辑基本沿用传统的线性时间发展逻辑来规划，全书二十章，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部分：

1.第一至第七章，叙述以格里高利圣咏与弥撒礼仪为核心的单声部教堂音乐；

2.第八至第十章，叙述多声部音乐的兴起及在巴黎圣母院乐派的繁荣；

3.第十一至第十三章，叙述拉丁语世俗单声部歌曲（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的歌曲）的发展；

4.第十四至第十八章，新艺术时期的多声部音乐发展情况；

5.第十九和第二十章，探讨中世纪通向文艺复兴音乐之路。

在历史研究中，建立历史叙述语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历史并非孤立的事件堆砌，而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空间、社会、文化等多重背景之中的复杂过程。历史学家的历史叙述语境的构建，有助于更准确地重构历史真相，揭示历史事件的内在逻辑，理解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并使历史研究更具深度和广度。

中世纪音乐的相对“客观”的历史语境——政教格局为音乐发展框定方向：中世纪的历史是一个从欧洲的古代世界逐渐过渡到新的文明的时代，从西罗马帝国的覆灭到拜占庭帝国的巩固，萨珊波斯帝国的终结，其间经历了伊斯兰教诞生，以及横跨印度洋至中国海域的贸易网络的开展。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及斯拉夫人，以各种方式迁入罗马帝国，群雄割据、兵革互兴、界定权力，摧毁了旧有政治势力，缔造出新的版图划分格局。罗马天主教会在中世纪欧洲取得绝对支配地位，在建立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交流互动格局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大量领土和财富的拥有、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建立、教区和修道院井然有序的治理，构建起势力庞大的权力布局；他们有效融合希伯来文化的一神信仰和古希腊哲学的理性思辨，创设了基督教的教理主旨，既是引领中世纪民众生活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也促进了自成一体的研究系统，形成后来的经院哲学学术体系；许多所谓的“蛮族”加入欧洲文明，就是从皈依基督教开始的，基督教的教义为他们树立了道德规范，加速了文化发展进程。天主教会是中世纪欧洲通过精神信仰的组织达到了思想集中的机构，他们的教理信息通过圣咏吟唱和福音传道来传递传播，形成了中世纪音乐的核心构架。

每一位中世纪音乐研究的历史学家，面对中世纪音乐这一研究对象，都必须有一个叙述的逻辑起点。这个逻辑起点不仅是一个叙事的切入点，要能够合理解释基督教会在中世纪取得绝对精神统治权的深层次原因，同时厘清古代欧洲世界的文化遗产在中世纪的接受与影响，如塔鲁斯金认为古希腊与中世纪音乐并无直接传承关系，真正与近代西方音乐相关联的最古老的实践是从九世纪开始的纽姆记谱法和仪式圣咏，古希腊对西方音乐的影响更多是观念上的，挑战了传统音乐史中将古希腊视为西方音乐源头的观点。

霍平的《中世纪音乐》持有与塔鲁斯金相近的观点，他的历史叙述从与罗马帝国崩溃相关的历史背景开始，将中世纪音乐文化对于罗马帝国文化系统的“继承”关系清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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